六　社会中的通识教育

6.1　干扰与障碍

如果我们在第二章中所阐明的原则能够被各位接受的话，那么其对学校后教育和校外教育的影响就会随之显现。本章的目的就是要讨论这些影响，同时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机会和可能遇到的挑战；此外，还要尝试性地估计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机遇和可能遇到的阻力。本委员会最初拟定的标题中是包含“目标”（objectives）这个词的。这是教育界很流行的一个行话，但是，当今这个概念几乎专属于军事科学领域；同时，尽管从军事科学与教育学对“目标”的界定对比中得到的含义可能令人遗憾，但这个词无疑非常清晰有用。在教育这一可以被恰如其分地视为一场战斗的事业中，我们首先要去关注战略，在较小程度上关注战术，对后勤只是稍加注意。这是一场和人类自身一样古老的战斗。教育可以被视为人类完善自我的一种努力。只要人类存在着，这种努力就不会停止。而任何人所怀有的对终极胜利的确信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们的职责是在当代。毋庸置疑，现在对学校后教育和学校外教育的重视，与对课堂教学的重视同样多。有一点至少很清楚：既然学校教育未能完成其目标，那么就越发要求各种机构通过众多的手段在校外继续追求这些教育目标。同样非常清楚的是，校外教育的广泛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教育阶段所取得的成果。

学校教育怎样才算得上成功，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或许很少有人会否认，学校教育的成就还远远达不到“人的尊严”这一理念所要求做到的一切。申请从军者因教育背景不足而被军队拒绝的情形是教育不成功的一个表征。军队因此而损失的精壮士兵差不多有一百万很可能是过低的估计。194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在美国有超过1000万的文盲，其中大约200万6～15岁的少年儿童没有上学。国家教育联合会（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发现，有接近2000万选民的文化水平低于六年级教育水平。这是一些令人不安的数字。无论就人类个体还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而言，存在着如此大比例的文盲数量，谁都不会满意。出版商、新闻记者、广告人、无线电广播的主持人和电影制片人等，对公众的能力与兴趣的判断既不够准确，而且禁不起推敲。民意测验专家的经验往往不会与这些发现的一般趋势背道而驰。鉴于近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由此而带来的机会增多，教育的滞后越发令人震惊。事实上，物质生活带来的机会——是“旅行”或打开自动点唱机，而不是讨论问题或冥思苦想——可能会使人的智慧止步不前。学校教育如果更加清楚自己的教育目的，或许可以从当前的种种娱乐中找出某些主要的干扰因素。

这些显然属于价值判断问题，并且很难得到证明。但是大家基本公认的是：学校教育有很多未竟之事，同时，在校外补充和延续学校教育的手段仍然十分缺乏。但这是在用一种否定方式提出更具积极意义的说法。积极的观念是让我们回到人的本性，回到第二章所描述的人的四个特征上来，并把它们作为界定通识教育的重要目标，它们也同样界定了通识教育的每部分应该培养人的哪种相应的能力。如上文所述，这些能力包括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和辨别价值的能力。称它们是特征或能力也许并没有足够清楚地表明，它们不是强加于人的外在力量，而是人的内在的“闪光的本质”。这些特征（或者说能力）使得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是一个真正的人首先应该追求的东西，而其他的东西在人自身成长的过程中仅是手段而已。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这些特征或能力本身看上去很像是实现某种更高目标的手段。但进一步从整体上来看，它们既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目的。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努力培育这些能力。当这种努力之心衰减或受挫时，他身上属人的特质就会减少。人所受的教育，从最深层次意义上讲就是要发展这些能力，以使自己达到完美的境界。

尽管对人的这些基本能力加以描述的任何尝试可能都是必要的，但现在看来却都是不完全的而且是容易引起误解的。下列描述是一种回顾，它能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知道什么。这种描述有很多。下面主要对比三个不同时代、不同传统下的三种十分有趣的描述。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话：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蘗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早于孟子一些年的柏拉图曾这样写道：

至此，我们已对灵魂目前的表象做了真实的描述。但是我们还认为，灵魂的状态与海神格劳孔的情形很类似：格劳孔本来的面貌已经难以辨认，因为他的肢体遭到海浪夜以继日的破坏，上面还覆盖着层层的海草、贝壳和石头，以至于看起来更像个怪物而失去了本来的面目。我们所看见的灵魂被无数的恶所糟蹋，情况亦复如是。

现代哲学则这样来表达同样的观点：

现在让我们远离物理学来考虑一棵橡树。我们明白，橡树有自己的生长规律。一个植物学家或者园艺家能够详细地告知我们什么是正常生长的橡树以及任何一种橡树的外表会是怎样的。给橡树合适的土壤、水分、阳光、肥料，让其自由地远离其他植物和害虫以及类似的东西，那么橡树便会得到正常的生长。橡树的生长规律就展示在其实际存在的状态中，一如地心引力的法则就显现在掉落的球体上一般。但如果把橡树种植在贫瘠的土地上或荒凉的山上，或种在茂盛的森林里，那么它将无法正常生长而发生扭曲，恰如行星在运行时偏离正常的重力轨道。这使得橡树的正常生长规律因受到其他规律的干扰，而无法展示出其应有的特质而产生扭曲的结果。

在动物、人和人类社会的规范中，相同的原因将导致相同的扭曲。 ［1］

这些哲学家都承认人类有自己的规范，但对教育的陈述并未对此规范作适当的陈述。使个体明确人类社会的规范，既是教育的本质，也是教育的目的。有关教育的书籍在这一点上不能相互对立。

但是，我们可以讨论所使用的方法和可能遇到的风险；在做这些事情时，我们必须做到既不忽视学校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忽视学校对其学生的影响。孟子所说的斧头工人、山羊吃草，十分像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学校教育之后发生了什么、应该发生什么和不应该发生什么。如果有一天，我们因为太多毕业生离开学校后表现得空洞肤浅而极欲批评学校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社会在不断地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并且，我们也不要忘记学生离校后的几年里所接受的教育对他们特别重要。

6.2　作为学习者的成人

学校后教育有持久性和紧迫性两个方面。从长期课程规划来看，必须评估战后的各种社会情况对于刚离校的年轻人所产生的影响。尽管战后的就业机会很多，但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没有就业的年轻人。如前文所述，在大萧条时期，失学且失业的人数大约占到了16～24岁之间的年轻人的1/3。当然，处在较低年龄段，即成长期（16～19岁）的年轻人占最大比例。在这个时期，这些年轻人刚刚离开学校，正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并且，他们最容易得到新机遇，也最容易失去机遇。我们同时也看到，甚至在经济繁荣时期里，年轻人也完全可能失学和失业。在很多情况下，家庭由于经济来源不足，甚至无法供他们上公立高中。同样可能的是，年轻人上了高中后，高中由于资源有限，因而不能给学生提供他需要或想学习的课程。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就业机会都很缺乏。就业机会缺乏的地区最明显的标志是年轻人与成年人之比最高的地区，也恰恰是最需要就业机会的地区。尽管各州劳动法有所不同，但在许多方面这些法律都有同一种倾向，那就是阻止处于就学年龄的年轻人辍学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另外，一些行业和协会也制订了严格的法规条例，将年轻人拒之于劳动力市场之外。

不管情况如何，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既远离学校影响又没有工作约束，终究不是件好事。这是一种浪费。它使得这些孩子在他们最脆弱、也最应该接受帮助的时期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罪恶现象。为了解决这种状况，联邦政府在过去十年里成立了两个主要的机构：公民保护联合会和国家青年管理局。尽管这两个机构现在都已不存在，但它们的经验对将来的教育规划仍是十分有用的。

在公民保护联合会存在期间，它服务了超过250万的年轻人和失业的退伍军人。这个机构原归战争部（War Department）管理。它的主要工作是野外筑营、重新造林和土壤保护。在公民保护联合会工作的大多是17至19岁的年轻人，工资大致是每人每年1200美元。这是个人收益，社区并不会从这种收益中提成。这种战争期间的贡献方式，我们可单独予以高度的评价。其实如果全面考虑的话，价值则会更高。公民保护联合会提出了一项教育计划，但和联合会其他方面的工作相比，这份教育计划既缺乏想象力，也不太成功。国家青年管理局的工作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一方面它为175万名失学年轻人提供了离家较近的兼职工作，另一方面它为约180万名在校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制订了工作计划。国家青年管理局对在校学生的帮助几乎没有任何异议，但它援助失学学生计划的有效性遭到了严重质疑，部分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一套和现行学校系统类似的设施，但运行得不是很好。另一些批评主要是针对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徒劳无益之任务”。

因为公民保护联合会和国家青年管理局计划的人员来自同一部分年轻人，所以对他们的计划进行重建时要协调一致。教育政策委员会（The Educational Policies Commission）已经提出建议，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将来失学计划的管理要与公立学校系统合作并受其指导。此外，可取的做法是，在重建这些机构的过程中，应该对通常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做更多的准备。怎样才能把失学群体的工作做得更好尚需很多试验，在这些建设性项目中自我管理可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第三章所述，通识教育的重大任务就是使其自身适应具有不同能力和观点的人，同时还要保持所有人的目标的一致性。

20世纪30年代，除公民保护联合会和国家青年管理局外，许多城市里还有一种趋势，那就是为大龄青年建立公立学校中心，它除了提供公民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还提供咨询和工作安置服务。这些学校的一些方法很可能为其他类型的学校所仿效，例如，丹佛职业发展学校（Opportunity School at Denver）即是如此。同时，欧洲和英国的经验也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举个例子来说，巴特勒（R. A. Butler） ［2］ 报告所推荐的英格兰的乡村学院和丹麦的民众学校（the Folk Schools），展现了为这些过早离开正规学校的人提供持续的通识教育的其他方法。其实我们不必看国外的社区学院是怎样运作的。比如，加利福尼亚各初级学院现在既为失学年轻人也为成人提供服务，取得了超出其倡导者预期的成功。1943年，在这些学校注册的16.6万的学生中有3/4是非全日制的学生和成年人。这些初级学院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地方性学府”，可以极好地实现我们所描述的目的。

同样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是，在美国各地，各种各样的带有合作性质的“工作学校”（work school）计划已经发展起来。这些“产学合作”计划留出了大量时间帮助学生学习有关理解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材料，颇具价值。极具意义的是，在这些产学合作中，工业界和学校都已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那就是将通识教育和职业技术训练结合起来。这也适用于劳工提出的建议。

一个特别的问题涉及战后对文盲的政策。在1942年6月1日至1944年5月31日期间大约有20万的“功能性文盲” ［3］ 参军入伍，然后这些“功能性文盲”被大量地派去上学，并且往往会取得较以前的教育努力更大的成效。海军新兵特别训练计划已经报告了这些令人鼓舞的经验。年纪较长者，虽然已经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快速地学习新知识了，但他们表现出更强的活力去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能。而这种倾向是原来没有的。是什么力量唤起了他们学习的热诚呢？

这个答案就是，社区里低下的教育水平。一个把文盲视为正常现象的社区，要么认为他们没有能力做好事情，要么取消了他们接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而在训练中心，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受训者被广泛地重新组合成多种形式，他们各自依据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加入不同的团体。再也看不见态度轻慢的年轻人。首先是学会阅读和书写。此外再增加智能教育，并对其作业进行评分，如此一来，教育成果是显著的。文盲在很大程度上是坏传统所造成的结果。这些计划为从家庭这一根源上扫除文盲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如果军人复员后还能继续学习的话。战争中对文盲的训练所得到的经验在和平时期也不应该被忽略，这是学校的责任所在。

当我们从对失学年轻人的教育转向构成了所谓的成人教育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时，我们更难给出具体的建议。但由于成年人对年轻人的比例在持续性地增长，因此成人教育对于国家健全来说肯定是越来越重要了。成年人和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氛围。几乎毋庸置疑，学校中的人们和一般的公众都高估了学校教育对塑造人的性格、信仰和思考习惯的影响。而学校之外的社区的影响是学校所不能达到和替代的。如果社区生活不能巩固并与学校教育保持一致的话，那么社区里的人更倾向顺应社区而不是坚持中小学教育或学院教育所传授的东西。拯救社会要依赖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是教育给了他们道德和智慧的力量，这样在必要的时候他们才会站出来抵制流俗。还需指出的是，在完备的成人教育体系中，这些人恰好可以担任教师。

成人教育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形式：中学和学院主办的学校以及社区主办的学校。前者包括在学校资助下开设的大量课程，学校这么做有时是为了声誉，有时不是。在这些计划中每一种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缩短学校教育和成人学习之间的断裂。显然，如果成人教育尽可能在正规教育结束之后就立即开始的话，那么这对个人和学校来说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成人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因此，学校教育向成人教育的这种过渡，要求在形式上作大刀阔斧的变革，以与实质的变化相一致。

尽管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学校教育本身还是应该成为成人教育的市政中心（当然了，如果学校位置偏僻，公共图书馆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新的学校建筑应设有更舒适的休闲室，以供成年人抽烟、娱乐和进行讨论。旧的建筑也应该为此目的尽量作出改造。而在下午刚过了一半的时候、晚上以及在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里，学校中一些服务设施的关闭从经济角度上讲是一种浪费。这种浪费应该被制止，因此应该允许成年人为了学习的目的自由地使用这些设施。

此外，作为市政中心，学校能够而且应该为其他公共福利的社区机构提供交流的基地和渠道。博物馆、公园、市立图书馆、广播文化教育节目、电影、电视、许多现存的社会机构以及各种俱乐部都因为无法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而丧失了众多的服务机会。公告、系列课程和教学大纲虽然被广泛使用，但并不是十分有效。它们可能会吸引目光，但很少能真正激起听课者的兴趣。它们中的大多数由于没能唤醒、丰富和发展听课者的好奇心而无人问津。尤其是一些谦逊之人经常因为谦逊的品质而丧失了他们尤其应该拥有的受教育机会。他们需要巧妙的鼓舞，而这是那些有经验的老师特别擅长的工作。尽管我们不应该低估宣传做到顶点时劝说的作用，也不应该忽略其因为害怕显而易见的危险而能提供最好的服务，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只有人际交往才是消除不信任、害羞和自卑的根本途径，而恰恰是不信任、害羞和自卑阻止人们将微弱的受教育的热情转化为行动。人们认识到自己不情愿、犹豫、害怕丢脸以及害怕自己力有不逮并不需要过多的想象力，大多数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的成年人正是有了这类体验后才开始考虑要去学习新的东西。这是各层次谦逊之人所共有的情感。任何不彻底的成功记录以及不如预期或所望的探索记录都会大大强化这种情感。正是这些精神而不是课堂上的傲慢无知，在最终的学习中使自己和他人都受益。

要解决成人教育的基本难题，以上这些提示都是很有价值的。抛开少数幸运的人（他们并不在我们考察范围之列），大多数成年人都有大量的经验证实一点：他们在处理一些很难立即理解的问题时压力很大，在压力面前他们往往会退缩。正是认识到这一点，许多成人教育采取一种明智的做法，那就是按比例降低对这些成人学生的要求，缩减课程，以免人们对剩下来的课程的教育价值产生怀疑。“最主要的事情是先让这些成人回来上学”，这可能是并非少数课程存在的理由。如果这些学生继续来听课，并且在回来后真正受益，这无疑是很充分的理由。如果上面说的没有得到满足，失望反而会加剧将来工作的难度。

那些要从事成人教育计划的人对这些思考很是熟悉。这些思考并未使人悲观，而是让人更加确信这一点：和学校教育相比，成人教育需要最能够进行周密计划的有才华的人，需要理解和驾驭成人学生的特点以及他们惯常的惰性。此外，我们在学校更有机会弥补我们的过错，因此成人教育计划必须包括咨询辅导。如果学生不接受课程和学习团体的引导，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建议，那么最好的计划恐怕也要失效。甚至在最好的学校系统里，咨询也还是一件远未完善的事情，尽管所有的测验和其他学校都认为有所助益。在成人教育中，咨询要困难得多，因为它需要更多的技巧和洞察力，它不只是教育家的梦想，实际上已成为成人教育的一项充分准备。

尽管如此，一旦成人教育的需求日渐迫切，成人教育的潜力以及它所带来的整体收益将清楚可见，同时每年增长的趋势也更为必要——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成人教育即将蓬勃发展。这些趋势中有两个可能会被提到。第一，医学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正常寿命。成年人对年轻人比例的变化使继续成人教育越来越有助于防止社会的精神衰老。第二，机器时代只是刚刚开始。闲暇——“失业”的未来代名词，正在越来越宽广地（就像科尔特斯 ［4］ 面前的太平洋那样宽广）展现在人类面前。我们不得不进行的重大调整是，用其他职业代替必要的辛苦工作。这绝非胆大妄为的猜想。我们正通过工作时间的缩减来实现它，当然，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成功实现它。我们今天知道，无所事事的危险还不为人们所广泛认识，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希特勒是怎样把失业人员引向战争的。我们没有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教育的功能不仅仅是预防战争，而且如威廉·詹姆士所说，它还是精神上的战争。借用上文用过的话语，这意味着许多人能通过教育实现杰克逊式的提升。

这个报告开始时提到我们学校教育系统的空前发展，我们称之为“火山爆发”。后学校教育平稳地发展也好，“火山爆发”式地发展也好，都能对未来的成人教育有所启迪和帮助，这似乎是报告结论所证实的。从某种程度上看，学校教育更可能在这些方面获得成功，而通识教育只要永无此境地努力探索它自身究竟为何就可以使自身不朽。在第一章里我们将高中所提供的课程的多样性比做对社会多样性的模糊反映。成人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更全面的反映，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些成年人成为自觉的国家护卫者。

我们已经考虑到一些阻碍成人教育计划发展的心理上的障碍，人们需要提供充分的信息、个别的建议以及对于身边可利用资源的引介等诸如此类的大量引导系统。成本、有经验的指导老师的缺乏和管理问题都是很难克服的困难。但是，这些限制条件对中学的发展来说同样存在。在一个时期看来是教育奢侈品的东西，可能在下一代的教育中变成必需品。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基于共同的利益，应该一起努力来提供开展教育计划所需的资助。

我们尚未发现，成人仅仅只对或主要对他们能够在职业上获益的教育服务感兴趣。例如，“在位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Milwaukee）的著名的肖伍德职业培训学校（Shorewood Opportunity School），只有不足8％的活动是与职业有关的”。 ［5］ 尽管这一百分比小得不同寻常，职业教育仍然有特殊的地位。职业教育一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就不必再继续了。它可以结束，也能实现其目的。但是，通识教育，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因为它是为人的绵绵不绝的需要服务的。的确，如果学校能够为其学生做到我们所期望的一切，它们的毕业生一定会在余生中充分开展自我教育。这份报告只把教育看做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然而，教育的首要意义是自我教育，而学校的目的是使学生懂得如何自我教育，并节省他独自探索的时间。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获得自学所需要的独立性、自由探究的好奇心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但是现实主义者都会承认，如果成人缺乏外界的条件和设备，很少有人能做得出色。日常的工作、休息以及轻松的娱乐活动阻止了他们的进步。如果不能诱人地或反复地邀请成人学生去开启新兴趣或激活旧的兴趣，如果没有秩序井然的食品供应和关心，就不能对他们的成长期望太多。

当然，日常工作本身可能也具有很高的教育意义。有些种类的工作的确如此。对教育的更广泛的关注要求尽可能让更多种类的工作具有教育意义，即使要以牺牲部分生产率为代价。一些公司已经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在我们材料所及的范围内，我们却不得不慎重地思考那些以“培养”（cultivation）和“研究”（study）为名的机构。

我们要在这两个名称上稍作停留。“培养”暗含的意思是手艺的进步而不是人格的成熟。“研究”的弦外之音是夹杂着某种狭隘的学者味道。成人和辍学的学生需要摆脱沉闷的课堂气氛，这是问题的核心。他们也需要已经摆脱了课堂气氛的人做向导。柯勒律治正确地指出，教师是一种“心灵的香料”。这是高水平的职业能力的标志。成人所需要的教师不同于正规学校的教师，而是一些兼具智慧和实践经验的人。然而，他必须有能力教学。他必须懂得在教什么人，而且始终能以此观点把控学生的讨论。他必须具有进行清楚解释的能力，鼓励、激发和建构学生思维的能力。事实上，他必须具备教师所应有的所有能力，并且能够在不具备教师职位的优越性和强制性的权力时使用这些能力。总之，他必须能够洞察到人的最明显的、最难以捉摸的、最难以识别的特点。这往往成为成人教育的障碍。成人教育的瓶颈就是缺少这些具有经验的专家充当其教师。

正如我们已讨论过的，并非只有少数人认为，那些在中学和学院里已经受到良好培养的人要比专业人士更适于做成人的指导教师。他们似乎与成人更容易保持接触，并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他们更容易在成人教育——一种没有诱人的回报而又要求圣人般耐心的工作——中发现令人满意的生活，甚至获得类似于担任神职工作一样的回报。

谈到讨论的效果，思想开明的学校里的教学技巧可能会有所帮助。在这些学校中开展学习的方式或许可以在成人群体中得到最好的应用。即使如此，成人学生的成功教员仍然既需要不同凡响的智谋，也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帮助。曾经雄心勃勃地注册入学却又中途辍学的成人所占的比例，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

现在该谈谈教材和教科书的问题了。很少有人详细探讨什么科目最适合成人初学者。它们要么给予得太多，使成人初学者困惑不解地接受实际上他不理解的东西，要么拉他去接受一套难以承受的系统训练。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在所有学校中都普遍存在。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对教育过程中知识和技巧的一个重大的挑战是提供更适合学生学习的课本或教科书。对于成人学生来说，经典原著可能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这些著作是许多人终生研读的范本。获得更多的信息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需要的是高度成熟的理解力和洞察力。

在教育研究中，系统的学习设计是最奇怪地遭到忽视的领域之一。许多科目（数学和语言尤其突出地证明了这一点）有其天然的顺序，这种顺序使得学习者学习起来更容易、更清晰，各个步骤之间不容易受到干扰。但是除了算术，对于最优顺序的追求很少引起注意。传统思想、流行风尚和直觉，始终在取代对基本原则的探究。只有当课本对学习者的心理特点有充分的认识和体认时，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才能避免诸多不必要的挫折。这种挫折感将更为严重，因为不管发展的内容如何，它们都将无法取代教材本身的更深层的意义。

6.3　教育的新媒介

利用电影和电视等手段对传统教材进行补充，也仍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在这两个领域中已有了许多试验和研究进展。对于语言教学和连续性较强的课程来说，电影和电视教学都需要与声像有关的书面材料，并把它们设计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当电影、电视屏幕不再仅仅是语言的图解或装饰，而真正成为同等的或更具优势的交流媒介时，它们就给教材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这些新技术的产生，随着它们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革命确实发生了。传统意义上，语言是对非现场情境的说明。它告诉我们看到了或听到了什么。但它经常阻碍或取代所有可能的意义。“通过我所掌握的语词，我开始能够欣赏大自然的美丽”，这是写在八年级学生的“学生信条”上的一句广为传诵的话。当今社会为改变贫穷学生的处境而提供了更好的机会。既然事物和事件本身已经直接呈现给我们，那么语言的角色也应该改变了。我们不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或表现事物，而是将事物和实际过程直接呈现给学生，这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或者对语言的准确性提出怀疑。在制作一个好的教学影片或纪录影片时，语言的作用也受到了调查，同时传统课本中不必要的含糊其辞也被暴露出来。一种健康的批判开始了，现在语言正是在新竞争对手促进下得到了新发展，将自身的清晰度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准。

迄今为止，“声音—动画”教学的主要成就还只是在职业训练类科目方面，而不是通识性科目领域。举例来说，打铆机人员的培训成功与否较之于振奋士气方面成功与否更容易判断。隶属于美国教育委员会的电影教育委员曾宣称，“在为军工行业培训技术人员和军事人才时节省的时间，从25％到75％不等”。“声音一动画”教学在所有的领域里都有很好的效果，这也表明原来对它们的高期望并不过分。在许多课程中，“声音一动画”增加了教学清晰度和学生对课程的兴趣；此外，长期以来课堂教学内容陈旧、方法单一的情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学生不再觉得自己是在别扭的教学方法中被反复地“推来推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方法在解决文盲问题上也会发挥特殊的作用。

影片对于教学和早期的阅读支持帮助有限，很难说影片还会不会做得更出色。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教学中的很多部分都还可以做得更生动。影片还是一种引起兴趣的有效手段。它们可以服务于各种各样的主题：传记的、历史的或道德的等等。当各种新颖的手法被恰当使用在影片中时，教学效果将极其明显。当然也有例外，有些由名著改编的影片对原书改变和脱离太多，以至于“通过影片读书”的效果往往令人不满。原书本身永久的魅力在电影中变成了直接的、短暂的诱惑。但是导致这一切的并不是电影这种媒介本身，而是由导演的有缺陷的指导思想造成的。

和故事片不同，纪录片在这方面做得很棒，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纪录片。大多数的纪录片是以最广义的“人文地理”为题材的，像职业、宗教、社会问题和合作文化等。令人颇感奇怪的是，有关历史题材的纪录片非常少。描写名人的故事片司空见惯，但是对大量媒介资源的充分使用可能会带来更惊人的效果，比如，用伊拉斯谟（Erasmus）的《对话集》（Colloquies）来表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查尔斯·里德 ［6］ 的《修道院和家庭》（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就能够为那个时期的社会情况提供一个框架，它里面描述了无数的习俗、工艺、生活条件和社会结构等等。呈现当代丰富的生活背景的阅读、音乐和艺术资料应该不难搜集。对洞悉教育之目的的制片人来说，无数的机会在等待着他们，只要他们敢于发挥想象力去追求。电影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这份能力，当然了，前提是人们有运用它的智慧。

在教育领域里，无线电广播的前景似乎不太好。它有盲目性的缺陷，当然了，它在用各种各样的技术克服或者减少这种缺陷。这种媒介的效果很少人知道，或者说很少人想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臆猜的国家里，各种各样的趣味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影响我们。无线电广播的那些显而易见的用处，像发布新闻和演说，激起公众对当前一些问题的兴趣，以及作为音乐频道、娱乐频道等等，现在看起来已不那么具有表现力了。普通的听众习惯在平常的交谈（甚至是在那些需要专注的严肃学习）时开着收音机，这更说明了这一点。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长期伴随着大家生活的基本背景，正在逐渐消失。

作为一种讨论的媒介，广播经历了从颇具吸引性的混战到井然有序地交流意见的阶段。一般来说，节目主持人总是像贺拉斯笔下的诗人那样，希望能“起到教育或娱乐的作用，或集二者于一身”。其实集二者于一身是件很难的事情，如果不是非常谨慎小心，他一样也做不到。讲道纯粹是为了赢得听众的信任，而娱乐仅仅是为了吸引听众。除了一系列的竞争节目需要听众打电话外，广播大多是用来倾听的，因而极大地阻碍了教育水平的任何大幅度提高。然而，加入音乐元素效果要好得多。但音乐仅仅是听的艺术。它的成功无法和戏剧等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相提并论。对于戏剧来讲，即使没有演员的表演，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也并不会被埋没。但是，催人泪下的感人歌曲每一次都可以击败“神圣的诗人的篇章”。

尽管如此，关于想听什么、怎样听和谁在听，这些方面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影响因素。系统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才刚刚开始。快速发展的听众调查机构同时呈现出机会、希望和困难。同时，众多的传播技术革命大大地冲击了我们，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足以创造一个新纪元。我们所赖以测试和安置它们的心理假设、哲学坐标一脚迈进了无意识的领域，一脚却还在中世纪。事实上，我们处在人类事务的一个转折点上，然而我们能做的仅仅是猜测用什么向量来描述我们的剧变。

通识教育是唯一能够避免这种过于剧烈的变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途径。因为，它关心的是在所有变化中相同的东西、变化过程本身以及评估变化的技巧。政治上的趋势和剧变很自然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或许也使我们忽视了更广泛和深层次的变化。蒸汽机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更重大的事件，它甚至比政府中最重大的变革之外的其他事件都要重大，这一点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的事件，还在于它所引起的精神转变。正是蒸汽机的发明使人类能够开始栖息于地球这一星球上。但是，它所带来的流动性的增加也自然而然地扩大了战争的范围，同时，它也提示我们危险与实力是不可分的。新闻出版、广播、摄影、电视等是我们进步的体现，它们以及日益增多的大众传播手段的迅速扩展也都有其潜在的危险。广告引起了不少注意，但人们主要注意的是广告对消费者判断的潜在威胁。当伟大的文字经常服务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目的时，语言的堕落就是最危险的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现象很普遍，更重要的是它威胁的不仅仅是钱袋而是精神。“在充满战争的世界里，只有啤酒里才有和平”，这种口号已不是什么讽刺作家的创造。这种口号充斥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许多报纸上，并且它只不过是大众传媒将所有领域里的标准暴露于批判之下的一个愚昧的而且伤害较小的一个例子。要反抗这些不良影响，我们只有在所有层次上推行通识教育。这使我们想起了赫克托耳（Hector）在《特洛伊罗斯和克雷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 ［7］ 中所说的：“旧伤痕是平安证明，证明安全无优。”或者如穷汉理查 ［8］ 所说：“要居安思危。”

这些危险，在宽泛的和更富活力的意义上对个人和集体而言都是一种责任的鞭策。公众参与程度的扩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特点。比如说，也就是不久以前，大众可能将而且确实将和平的希望寄托在政治家身上。但现在，大多数人开始感觉到自己肩膀上的责任。仅仅在一代人以前，人们还不关心其他人如何生活。但现在，所有人都是邻居。在驱使人受教育的所有个人的和民族的动机之中和之外，这种刚刚萌芽的集体责任感逐年上升，反过来它也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的受教育动机。迄今为止，激励校外教育发展的两个主要的驱动力是对成功的渴望和提高劳动者地位的渴望。这两者正在发生转变，那就是向着更广阔的民主社会大为有利的方向发展。“战争是最大的教育家。”敌人曾这样宣传，当然他们几乎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它已经表明，我们在利用技术进行教学方面是如此的没有抱负和进取心。同时它也告诉我们，在通识教育中最重要的激励因素来源于整全的人（the whole man）对自我担当共同命运以及参与共同事业的认识。

注　释

［1］ 　Stephen C. Pepper, World Hypothesis, p. 179.

［2］ 　194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教育大臣巴特勒（R. A. Butler）递交的教育法案，称《1944年教育法》。

［3］ 　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s），指那些读写能力不能满足职业和形势需要的准文盲人士。

［4］ 赫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z, 1460—1521），西班牙航海探险家。

［5］ 根据《1940年教育年鉴》（the Educational Yearbook for 1940），第358页。

［6］ 　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 1814—1884），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硬币》、《不公平的竞赛》等。

［7］ 　莎士比亚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悲剧故事。

［8］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曾以穷汉理查为笔名，从1733年至1758年间在费城发表《穷汉理查的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