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的教育

1.1　问　题

我们不需要荷马的称赞。我们已经开发了广阔的土地和海洋，象征着财富的纪念物随处可见。

——伯里克利语，修昔底德录述

青少年时代是个性形成的时期，极易被打上各种烙印。我们能够草率地允许孩子们听一些随意编造的故事，以至让他们接受那些与我们认为他们成年后应该拥有的思想观念时常相左的思想吗？

——柏拉图语，《理想国》

上面两句话，是来自另一个民主国家的两个著名论断，它们宏阔地提出了本报告所讨论的主题。这两个论断在本质上是矛盾的。第一个论断体现了人们对自由社会的自豪感。古代的自由社会充分调动了公民的潜力，公民因而极大地释放了个人能量，进而使得自由社会在权力、财富和物质进步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二个论断则注意到自由社会中公民的自由创造的后果，它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意见、专门知识、人生与行动的准则，这些都使年轻人感到困惑，于是它质问：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如何能形成基本一致的见解？第一个论断中提到的成就成了第二个论断中提出的问题。从整体上看，它们反映了民主社会的两方面特性：一则，民主社会的创造性产生于其成员的自信；再则，恰恰是由于这种创造性构成了民主社会的力量的源泉，因而导致了社会标准的混乱甚至根本分歧。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使人成为社会中见多识广、负责任的人的教育，主要与第二个问题有关，即与共同的标准、共同的目标有关。一般而言，教育要完成两件事情：其一，帮助年轻人成为一个个体的人，拥有独特的、个性化的生活；其二，竭力使他们能适应公共生活，也就是说，作为公民和共同文化的继承者，他们应该与他人共享文化传统。很明显，这两个目标在实践中不能截然分开，甚至从理论上也绝不能将它们分开。有谁不能回想起中学或大学时代某些微小的、表面看起来很琐碎的话题，它们经教师讲授或个人思考之后呈现出了极具包容性的意蕴呢？然而，分析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分解和剖析那些事实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物。这部有关通识教育的报告，必然要从广义上的“人”的“完整性”而不是从狭义上的个人“能力”角度来探讨教育如何为人生做准备。

如果这是本报告的目的，那么报告不涉及初等学校就是不合乎逻辑的，不涉及幼儿期就更加不合乎逻辑。因为，如果人在这些时期的教育若不是“普遍的”（general），那么将什么也不是。但是，我们并不能确定一群教授对幼儿期的研究方面是否做得尽善尽美；初等学校的目标相对清晰，功能相对稳定，至少没有出现我们后面将提到的那些混乱的现象。现在，在初等学校中，除了初等学校的规模问题，以及教师所教年级越低其薪酬越少的问题（而不是根据教师的工作难度或重要程度付酬的问题），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初等教育要比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更令人满意。无论如何，我们要说的是，不管正确与否，本报告的主题都将限定在大学和中学范围内，有时候也会顺便简要地谈及成人教育及其他方面，可能还会谈到广播和电影等更加不可预测的领域，如果它们也算正式的教育领域的话。我们既不强调报告的彻底性，也不强调报告的新颖性。本报告有限的主题范围，使我们不可能做到前者；而本报告又兼具永恒性与时代性，这种特点也使我们不可能做到后者。有关通识教育的著作近来已经有很多，一些学院和大学也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推行通识教育。这份报告的价值将体现在：它或许不是一个具有先导意义的报告，但是（正如人们思考教育问题时常常要返观教育史），它探讨了一个流传甚广且备受人们关注的古老问题。

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切为何近来变得如此强烈？除了其他原因，有三点值得指出来：由专业化引发并进一步推动专业化的惊人的“知识爆炸”；几乎与此同时出现的、同样令人震惊的教育系统的扩张，这种扩张反映在教育的各个阶段、教育的功能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上；不断增强的社会复杂性。很难说上述这些变化的影响是否主要就是使未来社会中的公民相互疏离，因为他们的背景的确非常不相同，教育模式也不相同，而不同的背景和教育的确贯穿了未来社会公民生活的不同阶段。也很难说数量巨大的学生在教育体系中既能得到较好的个人发展，又能得到同样的公民训练。确切地说，这两种力量都已经在起作用。那么，我们越来越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专业化训练旨在培养人们走向千百种不同命运，它与意在继承公共的精神遗产和培育公民的通识教育之间的正确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毋庸赘言，整个社会的特点一定会受到这个答案的影响。

当然，我们不可能脱离这种扩张与变化的社会背景来探讨通识教育问题。本章接下来将从阐释这两种力量的特点开始，讨论教育系统的扩张以及社会对它的影响，然后在下一章将探讨现代知识的性质与组织形式。

有人可能会说，教育系统前所未有的扩张（有人会称之为“爆发”），伴随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就像是一道数学题，其间，许多新的未知因素不断产生，或者就像是一栋正在建设中的房子，它的设计说明书总在不断变化之中。要实现免费中等教育的理想，无疑有一大堆工作要做。但是，当社会生活不断提出新需求的时候，当年轻人的前景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候，当教育目标因此必须不断被修正的时候，免费中等教育所承载的内容比预料中的要多。令人称奇的不是我们的中学和大学在某些方面失败了，相反，令人称奇的是它们目前获得的成功。我们必须重申，通识教育的背景应该包含两个意义深远的问题：第一，为了实现普及、免费的中等教育之类的目标，我们采取了哪些行动；第二，外部社会对中学和大学有什么复杂的冲击？以上两个问题我们都将讨论，尽管难以做到全面。

1.2　中学的扩张

19世纪中叶，由贺拉斯·曼（Horace Mann）和亨利·伯纳德（Henry Barnard）等一批先觉者掀起的普及教育运动，已经在19世纪末取得了成果：联邦各州都建立了免费公立教育，免费中等教育也在绝大多数州建立起来。此后普及教育的发展势头一直很稳定，在南北战争以后更是如此。中等教育的就学年限被延长至16岁，新的校舍处处耸立，课程得以极大地扩充，学生数量增长，教师资源也得到扩充。正如纤细的、白色木屋脊的教堂标志着一个较早的历史时期，而遍布美国大陆的无数个小镇上那些不太张扬、更宽容、更富有包容性的中学建筑则象征着这个时代。1870年是个分界线，1870年之前普及教育运动尚未轰轰烈烈地展开，1870年以后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1870到1940年的这70年间，人口增长了3倍。1870年，中学有8万在校生，大学有6万在校生，然而到了1940年，中学有700万在校生，大学有150万在校生（另外，还有100万 ［1］ 是非全日制学生、职业教育学生或成人教育学生）。这样，总的人口只增长了3倍，而中学的在校生增加了90倍，大学生增加了30倍。然而，普及教育的结果并非令人完全满意，甚至到现在，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没有上高中，进入高中的人有一半中途辍学。 ［2］

这些数据本身虽然令人振奋，在某些方面很难表现发生的变化。还有必要指出，在1870年，在中学生中有3/4的人上了大学。因此高中的功能是清楚的，就是为升入大学做准备。它的课程、成员、整体氛围都是由这个目标主导的，学生是一群相对同质的群体。总体上，他们都家境较好且都期望从事学术性职业（learned professions） ［3］ 、从政或经商。而另一部分家庭困难的孩子，也怀有同样的愿望，或许更为强烈。这些雄心勃勃但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热切地期望自己的地位得到提升，毫无疑问，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注定会成功。然而，没有人强迫他们上高中，如果他们跟不上学习进度，他们将被淘汰。按照现代的标准，高中的课程狭窄而且固定，但课程体系非常简洁，易于测试，目的也非常清楚。中学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在数量上并不比大学老师多，他们本身也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共同分享高等教育机构中的观点和标准，并且也具有基本相似的政治、宗教信仰。作文、数学，以及维吉尔和色诺芬的作品曾经都是高中课程的支柱，它们与大学科目——高等数学、更有哲学意义的古代作家、历史、修辞和基督教伦理学——仅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但是，70年过去了，到了1940年，教育体制与此前这种得体、自足的体制相比变化很大。上面提到的90倍的数量上的增长，是一个像地震一样有力的不容置疑的事实。这种增长固然巨大，但若仅仅意味着是过去老式的学校教育的90倍的数量增长，那么，它也只是相对次要的增长，因为更重要的是，这种数量意义上的增长带来的是高中的整个特点以及它在美国社会中的功能的一种渐进的变化。

更重要、更根本的变化是，现在3/4的高中生不再期望接受高等教育，而是想直接开始工作。除了极少数外，“高中”已经不再是昔日意义上的“预备学校”。所谓“预备”，现在指的是为生活做准备而不是为升入高等学府做准备。高中每个阶段的这种转变的后果不可胜数，并且仍然没有充分完成。就是这种强大的、意义深远的事实本身导致了这份报告主题的产生——本章最后将提出这个主题并在随后的章节中详细讨论：在高中的这种新特点和新作用中，3/4即将进入现实生活的学生的利益与另外1/4即将进入高等学府受教育的学生的利益如何协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使两群兴趣不一样的年轻人从教育过程中获得对社会基本一致的和有约束力的理解？

但是现在我们先不探求这个问题，而是要更准确地思考高中的新角色。事实上，高中所面临的最艰巨任务是，高中如何尊重众多学生在智力、背景、家境、兴趣以及期望等方面的差异，并作出相应的反应。在过去的高中里面，如果学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学习，他们不会被强迫留在学校里。而现代高中必须为所有学生找到合适的位置，无论其愿望和天分如何。它应在合理的范围内适应每个学生的需要。中学通常被讥讽为“以儿童为中心的学校”，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对之发表什么争议。我们要陈述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工业化时代，年轻人在就业问题上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或者说，面对失业时没有选择），除非学校在思想上认识到，并且准备去应对学生中巨大的现实差异性。未来的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事实上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个开始。现在的趋势是，寻求毫无特色的平衡，对学习能力弱的学生来说显得太快，而对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来说又显得太慢。而理想的体制对不同智力水平的人来说都是公正的，对善于动手和善于动脑的人来说一样公正，并且，理想的体制在适应每个人各自不同的需要时，还要培养民主社会的最深厚的根基，即人与人之间的融洽的情感联系。

几乎无须说明，学生之间不可回避的差异已经带来了高中课程数量和种类上的巨大增长。当然，在小村庄中那些只有少量教师和少量设备的高中没有发生同样程度的变化。这些学校仍是大多数，尽管它们不再拥有大多数学生。但是甚至在这些地方，把小村庄学校合并成中心学校（学生来自周围地区）的普遍运动已经使课程的扩充成为可能。课程的扩充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同样也要看到它所带来的困难。

问题的核心是智力差异性的含义是什么。很明显，由于智力上的差异，有的学生在传统科目上很熟练，其他学生却不擅长。例如，据专家估计，稍具优越天赋的14岁孩子可以学懂代数，而同年龄组的孩子中有一半是学不懂的。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如果可以被完全理解的话，这个答案一定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里我们不能声称自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看起来很清楚的是：智力最终无论多么深地扎根于个人的天赋（大脑的生理结构和神经结构），它仍依赖于习惯和想法，而这些又可以追溯到最早期的教育机会。在有书可读的地方长大的孩子，兴趣可以得到拓展，到处有刺激他求知欲望的刺激物，他就显然要比那些没有这些刺激物的孩子得到更多展示智力的好机会。但是，谁能说一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比另一个孩子更有出息呢？任何人都处在由自然事件和可见的社会秩序所形成的因果王国之中。结论是，智力的一部分是由教育机会决定的，而这意味着整个复杂的周围环境可以帮助一个孩子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

从道义上讲，高中应该使自己适应每一类学生。刚才提出的智力观是这种责任的基础。由于假定年轻人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周围环境，他的能力和环境又会共同影响他对生活以及他自己的期望，那么一种真正的民主教育必须先通过排除障碍使教育机会均等。但是，仅仅给所有学生毫无分别地提供传统的学术性科目是不行的。就像现在所教的内容中，至少有些与大多数学生的背景相抵触，以至于不能排除环境的障碍。与学生的经验接近的东西是需要的，在学习过程中借助于这些经验学生可以走出困境并超越他们自己。然而对于非常有天赋的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他们活跃的心智，就像是强有力的水流，由于想象力能弥补他们在经验上的欠缺，因而他们总能跳过生活和学习之间的种种障碍。关于如何确保这类有天赋的学生找到发展的捷径以修成正果的论述已有很多。我们在后面还将会回到这个主题。确实，很少有科目能细致地探讨民主教育精神。但是，民主并不是只给有才能的人以机会。它同样为普通人提供了改善的机会，这种改善既可以是一代人的直接的改善，也可以是几代人之间循序渐进式的缓慢改善。这样，高中的任务就不仅仅只是把聪明的孩子变成最好的，它至少同样是为（从数量上讲，甚至更多的是为）普通孩子扩展眼界和见识，使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在成功的道路上少遇到一些困难。

再回到现代高中不断丰富的课程这一问题上来。它的合理性绝不仅仅是为了完全的实用性，即仅仅为使年轻人适应各种各样的工作。其合理性还体现在方法上：使学生能够与自己的基础相匹配，与他们的经验相匹配，满足他们的愿望，通过认清目前现状的影响去缓和现实的压力。手工训练、商业训练、机械和农业操作、保健类课程和家政学——这些以及上千种替代了老式课程的实用性课程，例如普通数学代替了代数和几何，讨论课代替了作文和文学，美国工作与政府研究代替了传统的历史课——都至少部分地反映了教育试图以正确的方式来影响大多数学生，而这些学生，由于天性或背景的原因，或二者兼而有之的原因，从传统课程中所学甚少。这种对课程的探索还将继续下去，并且一定会更加多元化。正如前面所说，解决方案绝不仅仅是针对中等智商的孩子安排课程，该课程既不适用于敏捷的孩子，也不适用于较迟钝的孩子。尤其是对于迟钝者，高中目前所做的努力更有限，这些孩子以往可以离开学校到工作中获得自尊和自立，而这些是他们在书本中很难获得的。某些致力于国家服务或社区服务的运动的出现也反映出学校在这些年轻人方面做得不够。但尽管如此，当前高中多元化的教学就像一面布满灰尘的镜子，朦胧地反映出了社会的多元性，并且，直到它能较清晰地反映社会的全貌时，高中教育才可能是完善的。

课程的扩张是现代生活的一幅写照，它再度（而且现在更清晰地）提出了本报告的主要问题不是关注课程对每个人的不同影响，而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必要联系和共同之处。尽管民主是要最大限度地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尤其在技术时代，因为该时代本就更加鼓励功能的分化和观点的多样性——但是它同样要依赖于共同的规范所产生的约束力。或许民主社会比其他社会更依赖这种约束力，因为民主所蕴含的分化力量太强大了。但是，如前所言，这也清楚地表明，培养这种共同规范远非易事。学生之间存在着的差异性要求高中扩充课程，而这意味着，没有一种教学方式能够平等地满足所有人。因此，即使在“美国人究竟有什么共同的标准”这一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然而要让不同年龄、不同天赋、不同兴趣的学生都能理解和接受这些标准，难度还是很大的。再有，一些学生读完高中后选择继续深造，而大多数人却没有。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甚至已经形成了对一致性的巨大挑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高中致力于给予学生各种实用的、直接有效的训练，帮助大多数学生早日进入现实生活，但这使直接进入社会工作的学生和那些继续深造的学生之间产生鸿沟。这个鸿沟就可能导致误解和阶级区分。要想看到这些困难，我们就必须更深刻地理解通识教育的特点。它应该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也就是说，既横向地针对某一年龄组的学生，又纵向地贯穿高中和学院，将不同年龄段的教育统一起来。

最后，在结束高中扩张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在与课程扩充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课程学分制的问题上再多说几句。学分制之所以与课程关系密切，是因为有了学分制之后每类课程就都合法化了，且被赋予了相同的地位，并易于从表格中查阅。1个学分表示一门科目1年的工作量，一个学生毕业需获得16个这样的学分（当4年的英语课程被莫名其妙地计算为3个学分时，获得15个学分即可毕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学生不能任意选择课程以达到总学分。相反，学生的选课严格地被他所攻读的文凭种类所限制。规模较大的高中通常提供几种不同的课程方案：职业性的、商业性的、通识性的、学院预备类（college-preparatory）和科学类。在以上这些课程中，只有通识性课程是相对自由的，其他课程都有相当确定的科目供学生选修。因此，关于课程学分制可以得出几个结论：在实践中，它是一个工具，通过这个工具，学生的各种天赋和兴趣都能通过配套的教学而得到发展。这样，各种各样的课程，都平等地计为1学分。那么，它类似于在一个学科中的“专修”（concentrating）或“主修”（majoring）制度，这种制度在很多学院中都在实施，它增强而不是缓和了学生之间的差异性。由于在课程的选择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限制，事实上，高中被分成了许多互相隔离的小型学校，至少从课程上来讲是这样的。

课程学分制在高中的实践实际上加剧了分化，因为它鼓励学生把自己的学业看做一个个模块。每个模块自身是完整的，相互之间是独立的。对于学生，它也产生着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把学生的功课分成若干个单元，其中有一些与前面或后面所学的课程是有关系的，但是有许多只是经验的“孤岛”，与其他课程没有任何关联，没有任何统一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学校遵循的是另外一种框架。那里的学生在连续几年里同时学习6到7个科目。在每一个学年，都有不同的重点并花费长短不同的时间。这种安排的明显意图是，在学生成熟以前，使所有科目稳定地成为学生所学知识的一部分，以期能给予学生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全面性的学习。而在我们的制度里，任何一种文凭所包含的必修课都体现了一定的连续性，但是没有体现全面性，并且事实上把高中分为多个割裂的部分。

尽管有这些局限性，整个高中课程和每个学生个体的分化毫无疑问仍是令人向往的。学生之间的差异性使得这种分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回顾起来可以发现，学分制比其他事物更能清楚地反映出高中的巨大扩张，它已经成为制定标准和规范功能的一种方法，几乎可以设定可互换的课程。如果教师要在这方面接受应有的训练，任务就必须预先明确下来，学生也必须预先知道判断自己学业的记分标准，这样整个庞大的高中系统必然能避免混乱，朝着标准化方向发展。

然而，这种制度也存在着严重的危险。如前所述，危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由于学生所学课程的不同，因而他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出现了分化；由于学生所学功课不是连贯的整体而只是零碎的部分的集合，因而相互之间毫无关联。这两点中的前一点已经解释过了。通识教育的根本思想是要平衡那些分化了中学内部不同群体的力量，以及平衡将中学与学院分隔开来的力量。但是，既然通识教育也被看成是一个贯穿中学和学院的有机线索，那么它就应该对每个学生行使约束和统一的功能。当然，如果不这样，它将无法实现应有的功能。

1.3　社会变革的冲击

关于中学的扩张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但是，如前所述，这种扩张，尽管带有一定的革命性，却并不是高中发展的唯一主导因素，也不能被看做是它特有的形式。外部社会持续、快速的变化，至少同时也在形成。它通过创造新的条件，像血液一样回流到高中。尽管我们也许不能充分地讨论这个庞大的话题，但我们必须提及其重要性。

每个阶段的问题都以某种方式追溯到这样一个隐藏着的巨大事实：在我们加以考察的这段时期，美国从一个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城市和工业为主的国家。熟悉的统计数据似乎不再需要详细重复。从1900年到1940年，2500个左右的社区的人口增长了40％到56％。快捷的交通工具促成了大都会区，每一个大都会区都包含着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这些中心城市还带有卫星城市和农场。这些大都会区大约有140个，至少容纳了美国的一半人口。同时，工业投资增加了许多倍，而产出则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工业化正在日渐成为一种国家现象，南方和遥远的西部地区虽然比东部和中西部这些开发得较早的地区受影响的程度要小，但是战争消除了这些差距。人们惊奇地发现，就像动物的生活环境是由自然和有生命的东西组成的一样，人的环境逐渐变成由机器和人工的东西组成。甚至农场主和他的妻子都已经使用机械化作业，他们开着小轿车进城，通过收音机来了解城市的声音。

巨变对教育的影响在城市和乡村尽管有所不同，但同样都很巨大。在这两者中，乡村的情况比较差，因为在美国，教育是州和地方的责任，那些大部分属于农村的州，工业化程度很低，也并不富裕，与比较富裕和城市化程度稍高的邻州相比，处于很大的劣势。例如，密西西比州能够给每个小学生的花费只是纽约州的1/5，给教师和校长每年所付的平均薪酬是559美元，而纽约州是2604美元。有10个州平均每年给每个小学生的花费少于50美元，而有8个州的花费超过了100美元。乡村比城市有着更高的人口出生率，较穷的州则进一步面临着有更高比例的孩子要接受教育的问题。例如，南卡罗莱纳州儿童与成人的人口比例是洛杉矶的2倍，而洛杉矶却有5倍于南卡罗莱纳州的财富可以用于教育。事实上，即使南卡罗莱纳州把所有的财政预算用于教育，生均花费仍然要低于好几个州。

这些不平衡导致了当前争取联邦教育资助的运动。这个问题是比较麻烦的。一方面，很明显，教育向来是各州和各地区强烈关注的焦点。教育是与家庭最近的领域，是与父母和社区利益关系最密切的领域，因此，对教育控制较弱恐非他们所愿。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国家总体上也十分关心年轻人的处境。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搬迁得更频繁，如，乡村孩子搬到城市，在这个地区成长的年轻人搬到另外一个地区，因此一个州的教育质量影响着其他所有的州。同时，联邦政府对教育质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主要是因为，所得税正在逐渐从各州抽走可用于资助教育的经费。

事实上，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责任，尽管这种责任有时多半与其他目标关联在一起。例如，公民保护联合会（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就具有部分的教育功能；国家青年管理局（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的功能几乎完全是教育性质的；甚至早在1917年的史密斯—休斯法也是推进职业培训的。战争带来了同样兼顾教育的其他举措，如：利用中学和学院进行培训，为退伍军人提供教育机会。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澄清整个混乱的局面，合理处理地区与州对教育的控制，以及联邦政府对那些不能支持完善的学校教育的州的义务——这两个问题再清晰不过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时代，对那些优秀学生的联邦财政补助是否有助于国家的最大利益。

乡村和城市之间教育机会上的差异，似乎部分地类似于州与州之间的差异。但是，即使在同一个州内部也存在差异。关于城市和乡村孩子相对优势的问题，反过来导致人们思考一个基本的而且非常有趣的问题，即：现代学校更大的作用是什么。在更加淳朴的年代里（这种淳朴仍然部分地长存于小城镇和乡村），学校教育虽然远非教育的全部，但至少是强有力的影响因素之一，或者是比较强有力的影响因素之一。首要的或最强的影响因素是家庭，通常是大家庭，在那里，生活在一起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其约定的任务，并且都对其他成员的工作都有所关注和了解。次要的影响因素是由农作物、动物和大自然所构成的世界，每家门前有绿地或空地，都长期提供可供学习和动手的机会。此外，在较少变化的时代里，家庭乃至小城镇社区或相邻的乡村里的规范都相对清晰、稳定。最后，乡村教育或多或少地与教堂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在城市长大的现代人在情感上倾向于将这些条件理想化，或者忽视这些条件。当然，我们很难精确地判断它们。而且，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年轻人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事实上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笔下描述的无忧无虑的小城镇与哈克贝利·费恩（Huckleberry Finn）看到的更少欢乐的密西西比居民区有着极大的不同。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去评价这些状况，而只是想指出，不管怎样，更老一些的学校曾经是——在某种程度上乡村学校依然是——功能非常有限的，因为家庭、教会等方面的影响非常强。

总之，乡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相比的劣势没有乍看起来的那么大。因为城市学校在日益扩大范围，它现在已经扩展到健康、运动以及各种课外活动、咨询、工作安置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作为开会场所和组织活动的地方常年对外开放，因而可以说是对城市生活有限性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乡村学校由于无需提供这种补充，因此就没有必要那么详尽而复杂。然而乡村学校的确也有自身的强烈需求。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许多乡村孩子最后在城市谋生，那里有更复杂的条件等着他们，而他们必须在这种条件下竞争以获得工作岗位；而且，农业本身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还是在机器的使用上，也已变得越来越机械化。当我们认识到，大多数美国中学仍然是只有5～6个教师、不足130个学生的小型农村学校时，显然还有艰巨的工作等待着我们。而所谓艰巨的工作主要是指学校的合并和重组，以及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工作。把远离中心的学校合并到中心学校，使课程更适应学生的差异性，这显然要比保留小学校要好得多。专业化意味着在一个地区建立有某些优势科目的学校，而在另一个地区建立有其他优势科目的学校。这个框架也存在着危险与困难：过分专业化的危险，交通的困难或离家较远。但是如果一个乡村孩子像城市孩子那样借助正规教育强化了自己天然的优点，如果这些优点对于他本人或他的国家有用处的话，那么，某些举措就可以在乡村的方方面面推进，就像以往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一样。当然，开展这些工作的可能性又得回到联邦资助的问题上来。

美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已经影响了乡村高中，不过，一部分影响纯粹是消极的，它们只是促使乡村高中在旧的模式上徘徊，而另一部分影响则是积极的，因为它们促使乡村高中迈向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城市里，长期存在着的是：复杂性和矛盾，统一但不协调，高效但是浪费，拥有机会但机会常常受挫。这些都反映了时代特征。并且就是城市高中集中体现了现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部分是由于缺乏乡村学校的优势，即它丧失和削弱了某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前面提到的家庭、家人、日常家务、动物、乡村环境、社区和教堂的影响等，这些因素在开始消失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教育框架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也部分地反映出不断增长的新的影响因素，例如：工作所带来的相对自由，接受书本、新思想和音乐的更便捷的途径，以及良莠不齐的电影、广播和杂志。重要的是，城市高中反映了在一个看似统一的城市中经济和文化上的分裂。如果人们认为城市周围的工业区和居民区也是城市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分裂就更不容忽视。

当然，并不存在所谓典型的城市高中。但是，可以明显地区分出几种大致的类型。首先，有一种两千或更多学生的大学校 ［4］ ，位于城市最拥挤的部分，学生大部分来自工薪家庭。这些班级很庞大，平均至少有40人，严密管制和规训之风盛行。学生在不同的教室上不同的课，并且绝非偶然的是，男教师课间在走廊里待着，巡逻的人在入口处逡巡。学校的设备和教学实物妥善地锁着。教师是各个学科的专业人员，每天有5节课，外加管理一个班。他们的教材大部分是由州和地方当局确定的。在由无数张面孔构成的人群中，他们很难了解和密切关注任何一个学生，于是，这个了解和关注学生的任务就留给了数量极其缺乏的专门的辅导员。这类学校中还有运动队，然而影响很有限。学校在下午的某个固定的时间关门，此后，如果学生没有功课，那么他除了在街角闲逛、在百货店玩自动点唱机和翻看杂志以外便无其他任何事可做。这种学校提供了许多不同种类的职业训练，大部分学生在14岁或15岁的时候或多或少很随意地选学其中的训练项目。只有少数学生，大约是1/10能够就读学院。与这类学校相似的是一般位于工业区中心的高中，它们往往规模小，经济条件更差，教学质量不好，学校气氛更恶劣，设备更简陋，通常还受到较多的政治控制，学生几乎全部来自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家庭，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几乎没有能够就读学院的。

与前面这两类学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环境优美的郊区的高中，其班级规模较小，教师的薪酬较高，家长和教师的联系较密切，学校里有很多种活动，例如戏剧、体育运动和学生的出版物，学校和员工对学生的教育非常关心。诚然，准备接受学院教育的学生和接受职业和商业课程训练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反映了家境的差异，然而其界限并不是很明显。许多有能力但家境不好的学生，因为喜欢这种学校良好的氛围并受到关注他们的老师的鼓励，从而选学了学院预备课程（college-preparatory course）。学校里的各种活动也是学生联系的纽带，这种学校的一半毕业生不是上了学院就是继续接受某类教育。

其他两类学校与之相似，它们是私立学校和位于繁荣的小城镇（尤其是位于中西部地区的繁荣小城镇）的中心高中。这两类学校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居于中间的是郊区高中。在这三类学校中，学生都有团结意识和对自己学校的自豪感，师生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个人交往，有相当程度的内部民主。尽管不具有代表性，但私立学校仍属于整个社区，同样有一系列围绕学校展开的社区活动。两个极端的不同在于，私立学校的学生来源于更有限的阶层，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能就读学院。学生得到了更多的保护，更富有竞争力。而优良的小城镇高中是小城镇本身的典型，它的优势是社区中所有的人都彼此熟识融洽。从学术水平上讲，它或许不如郊区高中和私立中学好，但是它也能把相当一部分毕业生送入学院，将它全部的卓越人才倾囊贡献出来。

毫无疑问，这些例子既不典型也不完善。绝大多数学校是两种或者三种上述学校的混合体，而且我们还没提及其他类型，例如，教区学校、各种技术学校和商业学校。但是，这些例子将足以强化刚才所提到的观点，即：随着早期的、一定程度的农村式完整自足的生活方式渐渐消失，学校承担了新的功能。确切地说，富裕社区的学校承担了这些功能。在承受工业化正面冲击的人口中，此类学校的相对缺乏才是真正应该引起注意的。

这些功能是什么呢？从城市的内在特性看，城市是人们为了工作的方便而聚集在一起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居住空间狭小，小型家庭生活，较单调的工作（任何东西都是人工制造的），较少娱乐机会（所有的地方都被占用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学校是为年轻人正式地留出来的，因此年轻人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以学校为中心。因此，寄宿学校兴起，在所有资源充足的学校里都有着多样化的活动。不可能有其他的发展方向。健康、戏剧、社会生活、娱乐、就业帮助，所有这一切逐渐移交给学校，事实上在那些相对富裕的、至少需要这类帮助的人群中已经移交了。而在其他方面，基督教青年会（Y. M. C. A.）、社区服务中心（settlement houses）、童子军、教堂、公共图书馆和其他独立机构，已经做过并且正在继续做重要的工作。这些私人资助的组织具有民主制的特点，尤其是具有美国生活的特点。特别是教堂，完成了公共资助机构无法企及的工作。然而，这些影响也可能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前面已经讨论了中学课程的扩充，除此之外，现代城市高中正在面临——部分已经面临——课外活动的巨大扩充。我们可以期望，再过几十年，正如目前极少数中学已经做到的那样，绝大多数城市中学在师资和装备上将做到全年全时开放，变成一个年轻人可以获得各种机会的地方，而这些机会在城市的其他地方是很难获得的。

但是，随着课程的扩充，课外活动的扩充出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这只是人们熟悉的计划社会的现代问题的某一个侧面的体现。在不削弱个人最终责任感的前提下，这样的家长式管理能走多远？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又引起另外一个问题：假定某人没有受到好的影响，他又能承担哪些责任呢？无论你将民主主要理解为旨在保护个人权利的政治“民主”，还是把民主理解为给普通大众提供机会的经济“民主”，这两种关于民主的理解都会涉及同一个问题：如果机会不是一个追求“好”（good）的机会，那么机会便什么也不是；反过来，追求“好”的机会又取决于对“好”的体验。不难理解，杰斐逊有关民主教育的竞争性和选择性的理想是建立在这个假定之上，即在每一个教育阶段，教师和学校都可能做到最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证所有人获得同等进步的机会。当现代城市剥夺了年轻人在教育方面最基本的伴随物（例如：大家庭、教堂等），不是应该由学校在提供课程之外，尽其所能提供这些功能吗？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并且这种关于学校功能的宏阔观点将为后面几章所论述的通识教育奠定基础。

学校、课程的扩充还会提出其他的问题，最著名的如教学的本质和功能。关于教学，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过多涉及。这里要谈的与前面在课程的扩充中谈到的差不多。一段时间以来，学院中人批评公立学校教学已经成了一种时髦，为公立学校教学输送人才的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和师范学校等也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但中学方面认为学院没有抓住公立教育的本质，学院中人除了关心自己、批评别人，对其他事情没有兴趣。这种互相讥讽的状态如果不是可以原谅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当公立学校在扩充后出现混乱现象之时，这种苛责更不难理解。大约在1900年，学校对大量教师的需求十分明显，文理学院和综合性大学都面临着重大的选择。回顾这一事实，上面讲到的情况就很清楚了。如果仍如几十年前那样由文理学院和综合性大学对这些教师进行再培训，它们就必须对原有的课程进行大的改变；如果它们继续恪守其追求高深学问的传统目标，它们就必须放弃对教师的培训，而由知识和传统远远落后的机构进行教师培训，这样一来，它们将日渐与中学失去联系。另外，成本的因素也是个问题。大多数中学教师的薪酬和收入远不能说服一个人为此去念一所州立大学的本科，更别说私立学院了 ［5］ 。还有许多中学教师则根本达不到学院的入学条件。由于这些以及其他原因，所提及的上述第二个做法即放弃教师教育，事实上已经被一些学院或大学采纳了。毫无疑问，这部分地是出于无意识和惰性。对于它们来讲，其他任何选择都将是艰难的。并且，这里必须提及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复杂的专业化时代，本科学院和师范学院（colleges and teachers’ colleges）都履行着各自不可替代的职能。但是这种选择的后果很严重：不但出现了如前所述的误解，而且使得学院和中学之间能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任何持续的交往也不存在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份报告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在目前以这样的方式弥合这种巨大的裂痕。

学院中人通常抱怨，就训练结果而言，教师甚至在其所教的科目上接受的也只是糟糕的教育，更不用说在其他科目上了。原因是，简而言之，他们的训练大部分被教学法、心理学、管理学或者其他东西所占据，遗憾的是偏偏没有包括教师所教的科目。据说，教育学院在这些陋习中陷得越来越深，它们把教学变成了一种刻意的和不被人理解的伪科学，而不是它本应承担的清晰而直接的任务。批评继续说，更糟糕的是，它们已经说服大多数州的立法机构，把上述技术性课程列为从事教师职业的先决条件，而这些课程对教师职业的合理的通识性背景是一种巨大阻碍。教育专家和一些教师的答案事实上已经得到了描述。我们的教育系统的扩充给学校带来了大量的学生，他们在能力和人生观上是如此的多元化，以至于今天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弄明白该教给他们哪些科目，还不如说是去理解该教给他们什么和怎么去教。根据这种观点，教育首先是一个“社会规划”问题，因而其重点是方法。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遭到普遍抵制的假设：鉴于现代社会需要众多的教师，而他们中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最高的天资，因而，我们可能采取的上上之策就是通过向他们提供有关方法的知识来弥补他们在先天禀赋和通识修养方面的欠缺。

通常，对于教师来说，以上两方面都必须强调。当然，最终只有知识的火花和对知识的献身精神才能点燃学生心目中智慧的火苗。因此，任何事情最终都取决于教师心灵和精神的质量。但同样真实的是，尽管有些批评合情合理，但是如果批评是出自那些既没有经过深入思考，自身也没有经历过类似裁员、低薪、政治干预、与糟糕的环境和影响抗争、任何大型体系中固有的冷漠、对精力和体能的要求等标志着公立学校教师的典型生活情景的人，那么，这种批评就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我们又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在课程更广泛并且学校的概念被扩大之后，好的教学必备哪些条件？答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教师能得到更高的收入和回报；更多的献身精神；更明确地意识到，正如天国一样，好的教学是由许多大厦组成的宫殿，每一个大厦都不同，每一个大厦都尊贵。前面教师职业的高回报和献身精神这两点是互不可分的。如果教师职业不能得到更多的尊重，也不能像管理工作那样获得更高的报酬——管理工作目前的待遇要好一些——那么，那些本应执教的人将不会进入教师行业。同时，除非有更多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从事教师工作，否则教师工作将既不能得到更多的尊重，也不能得到更多的报酬。教师职业与神职和军队一样，不会像其他职业那么赚钱。至少它未曾有过，除了在哲学家的作品中。但是，强大的商业和工业扩充力量在过去的50年里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它们不断地把有能力的人从教师行业吸引出去。这种力量似乎有望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有所减缓。如果真是这样，教师职业的相对稳定的回报，以及该职业的社会地位带给人们的内在满意度会比较公正地体现它本身的价值。假定高等教育的扩充也渐渐减缓，学院和大学仍然有望再次承担起引导学生从事教学的这种古典职能——在过去几十年里，当各种影响屡屡冲击学院教学的时候，这种职能很大程度上被废除了。

同时，我们必须不断斗争，使教育从强行委派或限制教师的合法自由、甚至指定他们应该教什么等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毫无疑问，对教育的最终控制一定是政治的。但是这方面目前存在着一个严肃的问题：以前经任命而产生的学校董事会成员都经过了仔细的审查和多年考查，然而，现在选举出来的董事会是否能比他们更见多识广、更具有独立性、更负责任呢？伴随着反对直接的政治控制的斗争，必须同时反对教师资格中所要求的过分技术化的从教必备条件。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从教必备条件是有益的——例如，6或8个小时的教学实习或者教育心理学就够了，而不是现在普遍要求在教学实习、教育心理学或其他科目上花16或18小时。可以肯定，健全合理的通识教育的希望就在于，教师自身要接受通识性的教育。

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这些期望并不会自动实现，教学条件不会改善，除非更多的、质量更好的人以献身精神投入教师职业。我们时代的悲剧之一是把教学从一种天职变成某种类似于产业的东西。其中的错误，正如前面讨论过的，首先与学院（the colleges）有关——它们对此问题置之不理；其次则是教育学院（the schools of education）的问题——它们教给学生任何东西，就是不教必不可少的对知识的热爱；同时也与美国社会有关——它居然对许多教师和学生仍然在苦熬的情形视若不见。治愈这种症状的药方就是要联合两方面的关注：公众的关注和那些相信高中教学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并打算从事这一志业的人的关注。

改善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对新型高中里任务的多元性和任务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有更清楚的认识。任务的多元性前面已经有所述及，它源于课外活动的增加和课程本身的扩充。而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很难被清晰地领会，在实践中付诸实施则更困难。然而，确切地说，这种相互依赖性正是共同传统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核心。大型现代高中像现代大学一样处于一种细致分割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它必须如此。每一个科目需要特殊的训练并培养其特殊的观点；学术性科目的气氛不同于职业性科目的气氛，教师的功能亦与辅导员的功能不同。然而，既然我们已说过，高中已经并且必然逐渐变成城市、甚至城镇中年轻人生活的中心，因此，如果高中要在年轻人当中产生全面、统一的影响，如果高中的所有阶段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起到教育的作用，那么它们就必须统一在共同的目标之下。

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对于课程的意义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在后面几章还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课外活动在通识教育中的作用也会得到更多的探讨。这里，我们将再度讨论关于这种大型的然而原则上相互依赖的学校里的民主的基本假定。民主制度早先包含着两个部分地互相矛盾的内涵：一个是，民主制度应该发现并为有天赋的学生提供机会；另一个则是，民主制度应该提高学生的平均水平。如同在政治领域中一样，在教育领域里也并存着这两种力量。人们将这两种力量分别称为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the Jeffersonian and the Jacksonian）。 ［6］ 在这里，我们的观点是，不但在学生之间，而且在科目之间以及在教师之间，都需要结合这两种观点来更完善地理解民主。我们都知道，在学术性课程和职业性课程之间存在着非常不愉快的、强大而普遍的气氛上的差异，而且这两种课程的地位通常也极不平等。如果学生没有能力在学术性课程上取得成功，那他就会转而学习职业性课程。这种状态与美国社会有很大关系。父母希望子女不断进步，同时希望子女身上具有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年轻人认为要接受学院教育就需要学习预备性科目。在这些科目上，教师的质量更好，教师对聪明的学生也更关注。所有这一切以及虚荣之心都为学术性课程以及担任该课程教学的教师增添了无比的光彩。同样由于这个原因，在学术性课程中就挤满了很多本来并不适合的学生，因此常常掺了水分。当然，这并非我们此处的主要观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化的民主时代已经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状态：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的职业性科目声名狼藉，学习这些科目的学生虽然将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却没有受到好评。

我们还不能充分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现代高中尊重所有科目以及这些科目里的老师，以与它们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同样必不可少的作用相称。在这里，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的原则仍在继续发生冲突，那些帮助学生通向成功之路的科目，给那些仅仅具有简单实用性的科目制造了不利环境。在这一点上，清楚地辨别所谓的技术性课程和手工训练类课程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人们错误地认定，那些在心智上没有天赋的学生在手工制作上有天赋。其实并不一定如此。

事实上，在一所优秀的技术高中获得好成绩需要的智力水平，与在优秀的学院预备课程中取得好成绩需要的智力水平没有什么两样。这两者——学术性课程和技术性课程，是高中里的贵族阶级，杰斐逊主义的选择原则在其中起作用。无论学术性课程和技术性课程多么不完美，我们担心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它们，而在于职业性课程和商业性课程中，因为这后两种课程常常被认为是次等课程，由次等学生组成，并由次等教师充任教员。这应该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因为这种区别与整个美国生活有关。据估计，在美国有10％的工作具有专业性质和管理性质，另外25％或30％的工作需要某种技术训练（例如，科学的农业种植、任何一种有技巧的行业、办公室工作），但是余下的超过半数的工作都不需要预先的训练。我们现在考虑的正是未来将要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本科学院和专业学院（colleges and professional schools）总体上是为第一类工作做准备，两年制社区学院（junior colleges）、技术高中和商业学校为第二类工作做准备。而初中和高中则对第三种工作负有责任，而且所负有的是严格通识性的教育之责而不是技术性教育之责，因为，如前所述，技术性教育不是这类工作所需要的。这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前面曾经有所论述，我们说到，课程的巨大扩充主要不是为了使学生能胜任具体的工作，而是为了通过他们所关注的并可能令他们受益的方式去影响他们。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的整个高中教育是最本真意义上的通识教育。

因此，我们现在重新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高中里的所有课程，以及实际上高中里所有更宽广的活动，都应该被看做是相互依赖的，并且应受到同等重视。因为，正是这所有的课程和类似的活动在为美国生活做着文明化的准备工作。始终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倾向，即便本报告也未能幸免，那就是：把通识教育仅仅看做一系列高雅的，因而必然能吸引书呆子的具体课程。这样的课程有着重要地位，但是考虑到不能适合所有人，它们又一次表现了杰斐逊主义的筛选原则。它们是为那些能够且将取得迅速进步的学生提供的。但是，如果高中真的全是由这类学生组成的，那它首先就不必大量地扩充课程。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高中的“杰克逊主义”的任务是帮助那些阅读能力很差，而且手工不熟练、家庭背景不佳，尤其在城市中容易成为金钱利益之猎物的学生。这类年轻人，正如前面所说，在以前他们会提前离开学校而在工作中找寻自尊，但是在当前，如果他们离开学校只能意味着失业。因此，尤其是对他们而言（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所有人而言），学校的全部范围就必须是通识教育性质的：体育、活动、保健措施、业余工作及兼职机会，这些与课程一样重要。社区工作和国家工作中许多未尝试过的领域已经在民间资源保护队（C. C. C.）以及在这次战争期间的教学大纲中初露端倪，然而仍有待规划。年轻人一旦有了这种经验，就意味着有更高的标准、身体素质的改善、更多的自尊，以及更广阔的人生经验。其他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它们即使在和平时代也对年轻人实行严格管制。但是，这种严格管制不一定能成为我们的解决方式。我们的解决方式应该是，无论从高中的角度看还是从杰克逊主义和杰斐逊主义中教学的平等尊严与重要性的角度看，教学不能仅仅依凭书本和信息——它们必然是为更聪明的学生准备的——而是要借助有效的工作、有效的指导以及和谐的气氛。

最后，在学校外面，在媒体（电影和广播）、成人教育和社区生活中，不管怎样，都存在一个更强大的领域。我们将在最后一章探讨这个主题。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学校系统的冲突性力量在这个领域中同样在起作用。冲突部分地存在于趋向一致和趋向分化这两种力量之间。正如高中课程那样，电影和广播（更不用说杂志和报纸）已经使自身适应了一般公众的广泛趣味和智力水平，有意识地而且相当有讽刺意味地迎合某种水平。这种多样性是必要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但是，正如高中里所发生的那样，多样性也可能带来班级之间的分化，因为人们趣味上的差异真是太大了。当人们去抗争那些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逃避的影响时，他们也可能感到挫折。毫无疑问，智慧通常是善恶之树结出的果实。但是，即便是不主张严厉家教的人们也知道，在世界史上，粗鄙和虚弱从来没有像今天的电影、广播和新闻那样持久地打击心灵。要想战胜那些几乎触及所有人的书或电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再者，这种冲突还部分地存在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之中。或许以上两个术语在这里并没有被正确使用。我们的意思是，在天赋的个人权利（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由地创造）和公众的权利（公众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据说，公众总是先于立法者一步。在娱乐中的确如此。当然，并不是说娱乐不是教育。世界艺术和文学的最伟大的时代就是普通人可以在艺术中发现典型和人性启示的年代。确切地说，由于能呈现感觉的温暖和斑斓色彩，艺术或许是所有教育力量中最强大的和最深刻的。在我们的时代，音乐的传播带来了数不清的好处，但是电影在这一点上很难与广播的成就相比。然而，许多由博物馆和图书馆所提供的机会就像是学校里的高级课程或专业教师，总体上是杰斐逊主义的，是为天生有才华的人服务的。然而，有一点似乎很清楚：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塑造美国人政治权利感的精神力量，如果不能扩展到社区的话，那么它在学校中最终也会陷入失败。

1.4　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

现在，我们停下来总结一下，因为结合下一章中即将讨论的知识的组成，以下内容是后文中不断出现的主题。这一章和下一章主要是提出问题，后四章寻求解决方案——当然，解决方案这个词或许有点言过其实。教育，就像社会中所有主要的需求一样，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然而，既然一种文化的总体特征变化较慢，人类本性的变化更慢（如果它果真发生变化的话），因此教育中也存在相对恒常的因素。因此，人们能够做到的主要就是，像朗·约翰·西尔弗 ［7］ （Long John Silver）探宝一样，把变化较多和变化较少的主要特点筛选出来。但是这样做，不能确保能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它充其量只是寻求潜在的方向而已。

在开篇，我们就说过高中的主要问题源于它本身的爆炸性扩张和发生在校外的同样具有爆炸性的变化。对这两种类型所做的区分并不太精确。当然，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同样的历史和社会运动的各个侧面都体现在这两者之中。然而，当国家试图实现普及免费教育的目标时，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实际上极大地加剧了实现这一目标对学校系统的影响。如果联系到这一点，那么，可以说，内部和外部的这些运动都非同寻常，并且已经提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个运动，也就是内部运动——高中数量上的增长达到了国家增长速度的30倍——意味着有空前大量而且多样的学生需要去应付。这其中少有或没有标杆。当传统的学术性科目被证明不适合大多数学生时，课程（curriculum）被扩充到能包容上千种简化了的学术性课程和上千种新兴的职业性课程和实用性课程。如此一来，必然会导致课程的整合和内部分裂。如果这种分裂反映了学生中实际存在的差异，课程将从根本上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分化。这一趋势已经更强了，因为，使课程扩展得以实现的机制，即学分制，也强调分离。它既强调整个高中内部科目与科目的分离，也强调任何一个学生的学习方案中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分离。前一种分离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科目间的任何组合都会形成同样良好的教育；后一种分离则导致了这样一种危险：它缺少全面性和凝聚力。因此，问题的两个方面已经很清楚了：一方面，需要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甚至比目前学究气浓厚的课程中的多样性还要大，因为别的任何东西都无法符合学生智力和背景的真实范围；另一方面，需要统一的原则，因为没有这一点，课程就成了碎片，甚至每个学生的学业不是呈现出原子式的分裂状况就是不平衡的，或者两种缺点兼具。

这些对立的需要共同而明显地指出了一种解决方式：形成学科间关系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对所有学生而言都是相似的，但又能有所区别地在不同学生之间实施。这个方案里必须有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位置，其中，专业教育的科目根据其功能使人与人之间有所区分，通识教育的科目在共同的人性和公民感上将人们团结起来。而且，这个方案应该更进一步地在高中所有成员之间，以及在高中毕业后不再上学的大多数人和就读学院的少数人之间提供一条持续的训练和观点的纽带，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教育在种类上将没有差异，而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这个方案就像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在大的轮廓上简单，然而在细节上要无穷变化和复杂。这将是下面几章详加阐述的主要问题。

第二个运动，也就是外部运动，即巨大的社会变革。随之而来的学校系统的变革虽然规模较小，但同样剧烈。社会变革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在年轻人教育的整体性上学校的特殊功能是什么？人们常绝望地说，现代的学校被期望像阿特拉斯（Atlas）一样背负天地，不过这个宏大的目标反而妨碍了其真正的工作。现代生活固有的专业主义倾向，尤其是城市生活固有的专业主义倾向是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它使年轻人很少能悠闲地、无意识地从自然中学习，或者从模仿上辈人的行为中学习。自然在隐退，很多工作年轻人已经想看也看不到了（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车库中的修理工就是令人尊敬的教师）。因此学校活动的扩充在乡村比在城市要少一些，这并不是说大部分又穷又小的乡村学校没有迫切的需求，只不过这种需求要涉及联邦资助的问题。但是在城市里，条件较好的社区事实上已经表明了他们的信念，那就是：学校必须寻找和提供被城市生活所掠夺之物的代替品——运动代替了劳动和仅仅是为了生存而作的体力斗争，娱乐和手工艺代替了家务和做事的技巧，甚至学校中的小社团也代替了教堂和乡村的安全感。抱怨学校是背负天地的阿特拉斯是没有好处的，人们将任其继续如此，直到学生们有更好的条件和氛围，这种氛围，用柏拉图的令人愉快的话说就是：“就像从美好的地方吹来的健康的微风，不知不觉地使幼童长大成人，并钦慕实践理性的生活。”而且，问题是，学校如何能够提供这种氛围，不仅为穷人家的孩子，而且也为富人家的孩子。

在这个巨大的扩张之中，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危险，例如，体育的兴盛，或者在大学里男生社团的奇怪兴旺。很清楚，当大批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时，我们不能期望他们全部都像年轻的亚里士多德那样行事。年轻人常常给学校带来青春的朝气，也常常给学校带来混乱。现在，当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能上高中时，这种不安在几何式地扩大。具有优越天赋和良好背景的学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目前天赋和背景参差不齐的青年为数甚多。鉴于年轻人即使做了最大的努力也不容易透过感情的迷雾看到自己的出路，因此，学校不可能希望在不考虑和控制这些情感的情况下完成其适当的任务。避免过多的体育运动、小集团和普遍滋生的反智主义（不管是令人难过抑或是有害，它们都反映了学生在寻求社会和学校所不能提供的发泄渠道）的唯一方法是要认识到学校应该合理地提供什么。进而，这种认识促使人们在多方面进行面对面的教学。

前面已经讨论过，教学职业的低报酬不能与那些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们的才干和奉献精神相分离——事实上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时代的苦难表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人类并不是只靠经济动机生存的，同样要靠我们对所从事的事业的憧憬，无论这一憧憬多么天真。教师职业的失败并不能只归结于报酬——无论它多么需要得到改善——而且要归结于这样一种失败：大学、师范学院和整个国家都没有将教师职业视为一种高尚的志业。但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认为，教师职业的改善需要学校中具有健全而彻底的民主制度。我们把民主制度理解为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这两种互相补充的力量的交互作用，其中一种把机会看做优秀者的保育员，另一种则把机会看做平等的卫兵。因此，如果平等的机会不但存在于课程中，而且存在于现代生活环境赋予学校的广泛职能中，那么，民主制度的要求也扩展到了这些范围。大家都是教师，而所有的教师同样都是必要的，因为，他们通过课程或者课程以外的东西向年轻人提供机会，而正是这些机会使人们的生活趋于完善。教师职业的改善首先取决于对教师职业的更宽泛的认识。

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究竟是相互补充的还是相互对立的呢？我们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些术语当然是模糊的和相对的。我们已经批评了学校系统具有太多的杰斐逊主义色彩，因为它给予学术性科目和技术性科目以不同的地位，而学生从这里会走上相对确定的未来。我们的教育是一种强烈的中产阶级标准，这必然使大约一半的高中生失望和痛苦，他们会发现自己被扔进另外一种角色中，而他们的所有优点几乎都还没有被发现和认识。另一方面，学校系统同样可以被说成是杰克逊主义的，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发现和促进有能力的年轻人的成长。外部影响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例如：广播和电影，它们总是精明地面向大众。我们在上文曾不太乐观地说过，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同时做好两件事情。当然，人类的倾向是追求一个目标而忘却另一个目标。教育家也常犯这个错误，他们要么设置一套冰冷地忽视大多数人的文化标准，要么放任一种平淡乏味的平等主义。“获得一个好处总要以放弃另一种好处为代价”，这一信念可以追溯到“强者的自然权利”的信念——它与宗教信仰和文明的最好经验都是相悖的。美国学校系统的希望，事实上也是我们社会的希望，确切地说就是要能同时追求两种目标：向有能力的人提供舞台，给普通人提供机会。只要人类能拥有共同的志向，这两个目标就不是分离的。

1.5　追求统一性

前面没有提及学院（college），现在也不想特意讨论。然而，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无论有多少共同点，但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是不同的：它们与所谓的“现代知识体”（the body of modern knowledge）的关系。中等教育当然反映了这一知识体。现在的高中生所学的内容与他们父母辈所学的东西非常不一样。但是，学校的任务毕竟大体上是没有时代界限的。在你明确区分今与昔之前，你最好去学习任何知识所需要的观点和方法。学校是一个文明教化的场所，其基本的宗旨就是要给予年轻人任何文明都要倚重的工具。另一方面，学院是对知识王国进行直接的、几乎镜子式的反映，时刻对它的各种动态作出反应，随着它的变化而变化。这并不是说，学院就没有自己的文明教化的任务要履行，它也有。然而，人们的看法大体都是，学院文明教化的任务是第二位的而不是第一位的。或者说，文明教化的任务至少与学习和理解的任务相互交织在一起，与它们不可分离。这样，在探讨与学院有关的任何有益之事之前，有必要首先简单地用现代的观点考虑目前的现实。也就是说，有必要从现代知识特征及学院应承担的使命这两个角度来理解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世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展开这一讨论。正如在开头所说的，整个通识教育问题的提出不但源于教育系统的扩张和社会的变化，而且也源于随之而来的知识的快速增长。

然而，不用说，学院绝对受到了前两种运动的影响——我们已经追溯了中学里的这两种运动。从1870年到1940年，学院30倍的增长尽管比中学90倍的增长要少，可仍然是很大的，而且这30倍的增长也带来了几乎同样的震动。因此，学院（college）一词，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四年制文理学院（liberal college），但也包含了其他类型的高等学校，即：农业学院（agricultural college）、商业学院（business college）、工程学院（engineering college）和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在芝加哥大学，学院指通常的高中的后两年和本科学院的前两年，而在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s），它只意味着学院的后两年。在全国大约690个文理学院中，水平和条件是非常不一样的，而进一步的不同已经存在于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那些附属在大学中和多多少少受专业主义氛围影响的学院）和独立学院（colleges existing by themselves）之间。另外，通常能得到公共资助的城市学院（city colleges）在增多，更不用说州立大学中出现了众多的高教分支机构。虽然高中结束时各种选择力量都竞相发挥作用，但是学院系统中的多样性变化几乎和中学系统一样剧烈。因此，前面说过的有必要用通识教育的凝聚力和融合性作用来制衡中学里不可避免的分歧的主张同样也适用于学院。不太适合于学院的是，即使人们在通识教育的更高层次的目标上达成了共识，也不可能找到通识教育的单一本质和解决通识教育问题的单一方法。当然，虽说没有一个简单的处方，没有一种对所有学院都合适的灵丹妙药，但是在广泛的限度内每所学院必须走出自己的路子。这些限度由通识教育的精神和主旨来确定，而通识教育是一种促使现代人团结起来而非分裂开来的教育。这一问题将留待下一章来讨论。

再者，高等教育的扩张已经使任何一个现存的学院分裂得与自己对立起来，它显得更大并更富有现代特质了。两种明显的、影响广泛的步骤已经促成了现代学院的形式。第一，所谓的自由选修制，这种制度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由权威的埃利奥特校长推广开来，最终在美国学生面前打开了滥觞于欧洲大学的，但在这之前只是为在欧洲求学的美国学生所提供的专业化知识的洪流。从早期的严格规定的课程中迈出这一大步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选课制所导致的自由泛滥引发了许多难题。如果学生可以从现在非常宽泛的课程中选修任意科目，他们学业的连贯性和心智训练靠什么来保证？这种训练可能存在，但是可能是很粗糙而随意的。基于对这一问题的诸多考虑，教师们不断地通过要求学生在那些或多或少地存在关联性的科目中必修一定比例的课程来限制学生的自由。在各个学院里，这种必修的比例有所不同。但是随着主修领域的范围和重要性的增加，专业之外的必修课变得越来越少。所谓的“专修”或“主修”制，这是促进学院变化的第二步。这种制度现已在大多数美国学院中实施开来。

正如前所说，导致采用专修制的主要依据是心智训练理论。如果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 ［8］ 不再意味着共同教学内容方面的知识，它至少应该是共同方法方面的经验。但是近来，这种教育观点正在遭受不断的批评。因为，非常可疑的不仅在于：所有课程中，例如化学课程和文学课程中，所包含的心智训练是否是一样的或相似的；而且还在于这样一点：学生选修和关注某一具体科目的动机非常普遍地被证明是与学术训练无关或极少相关的。相反，随着现代生活越来越依赖于专业化知识，学院中各种各样的学科领域仅仅只是在为生活中这样或那样的职业做准备。总之，对许多人来说，尽管绝不是对所有人来说，它们已经变成一种高级的职业训练。我们在这里不打算为职业主义辩护或者去抨击它。它与现代生活具有明显的联系，它或许与民主国家同样存在着联系——在这种民主国家里，世代相传的有钱阶级不很普遍，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不得不为谋生做准备。我们稍后再详细讨论这一点。我们在这里的观点是，这种职业上的专业主义往往局部地（虽然不是全面地）削弱了学院所曾拥有的理论上的统一性。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前面才说，学院被分裂成与它本身相对立的东西。如果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代表不了一种共同的训练或者不能提供类似于共同的人生观之类的东西，那么学院的统一性只能来自于模糊的传统或者单纯的人群聚集。

现在的状态是这样的，或类似于这样的：整体而言，各学院的目标和方法异常多样，而这种多样性同样也存在于任何一个学院内部，只不过程度较小而已。这一情形似乎使得博雅教育失去了任何清楚、一致的含义。一段时间以来，这一情形也困扰着人们，并促成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教派主义的学院，尤其是罗马天主教掌控下的学院当然有它们自己的解决办法，这一办法直到近一个世纪以前还被美国的学院普遍地共享着。它其实是这样一种信念：基督教给予所有课程，事实上也给予整个学院生活以意义和最终的统一性。然而，这种解决方式完全不可能适合公立大学，而且，即使合法，也不可能在绝大多数其他学院中实施。有人认为，民主制度的阿卡琉斯之踵就在于，就其本质而言，它不能在最终意义上培植共同的一致意见，并且或许还必须培植相反的思想。但是，无论个人持有何种观点，宗教现在不是大多数学院实现学术统一性的可行途径。

人们还在欧洲和美国过去的巨著中所体现出来的西方文化传统中找到了第二种解决办法。它很可能是可行的，我们在后面将仔细讨论它。但是，乍一看，它遇到了两个困难：第一，甚至在学院学生（更不用说高中生，正如我们反复主张的，真正有效的统一性方案也应推广给他们）之间都存在巨大的能力和品味上的差距；并且，或许更重要的是，人们怀疑，以成百上千种现代形式表现出来的创新和变革精神，也许像传统精神一样，也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组成部分。

第三种解决方式准确地认识到了变革的精神。它集中于现代生活，并且抛弃了知识在形式上的区分，试图按照预想中的年轻人在成熟生活中会遇到的实际问题——健康、职业、家庭、社会观点、个人标准，等等——来重组知识。这里的困难在于，它略显幼稚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人已经长期地为人类知识作贡献，因而这种工作有一种尊严，它几乎是一种苦行，渴望得到尊重。而且，既然条件变化了，拿什么来保证学生所学的就是他们将来在生活中会遇到的呢？总的来说，将与现在的关联性作为表达教师观点和强调知识对于生活具有不可避免的影响的观点，比把它作为统一性原则似乎更为有效。

最后，实用主义者在科学和科学观点中看到了能够拯救他们的统一性，他们认为，现代知识的共性如其说是任何全面的方案，不如说是一种在独立的、实验的、观察的精神下解决问题的习惯。然而，如果说实用主义哲学家严格恪守了实用主义的哲学原则，那么，至少他们的弟子在实践中看起来不那么“实用主义”——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也就是说，这种思想类型总试图将整个信仰和义务忽略为无关紧要的，但实际上人类的许多活动都是受义务和信仰的支配。如果实用主义被推广到价值的领域，它将冒着失去科学特征的危险。最根本的问题是，科学态度是否适合于生活的所有层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至少可以说，答案是不确定的。

因此，我们还必须继续探索一个有总体逻辑性、相对稳定、不易被打破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学院和中学都可以同时完成他们既多元又统一的任务。这个逻辑必须宽广到能涵盖现代生活真正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丰富性如果不是完全地，至少是部分地反映在我们目前教育系统的复杂性之中。它也必须强大到能为这一系统制定目标和方向——这在目前还不那么明确。显然它应该存在于美国社会的特征之中：由于它来自于一个旧世界，因此它就不完全是一个新世界；由于它认可了几种信念，因此不能完全仰赖于创新；又由于在国家政府之上还有原则，因此也不能完全仰赖于法律。这一逻辑必须进一步体现美国精神的某些精微之处，或许特别是体现那种无论是否认同终极目标而在行动上互相合作的理想，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理解人类精神的价值和意义，都对其有着坚定的信仰。而这一信仰依赖于那个艰难但又伟大的事实：宽容不是源于标准的缺失，而是源于对标准的掌控。

注　释

［1］ 　其中大约1/3的学生参加了大学进修课程。

［2］ 　详细数据约计如下：在6年级、10年级、12年级、大学二年级和大学四年级里，各年级适龄人口的就读率分别为90％～95％，60％，45％，15％和7％。

［3］ 　学术性职业，传统上指教师、医生、律师这三种需要高深学问的职业。

［4］ 　在美国，大约有50余所高中其学生数达到了5000名甚至更多。

［5］ 　美国本科院校的学费非常高，私立院校尤其如此。

［6］ 　当然，这个术语对杰斐逊有失公允，因为他也关心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教育，不过，这的确也反映了《弗吉尼亚州备忘录》中的关键论点，即通过教育选择最有才能者。

［7］ 　朗·约翰·西尔弗是一个海盗形象，来自于《金银岛》中的独脚大盗。

［8］ 　liberal education在这里指美国学院（文理学院及大学学院）所提供的通识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