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言

《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俗称“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本书中译本也称为“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是美国教育史尤其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部经典文献，1945年发表之初就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迄今为止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1980年，范德比尔特大学（University of Vanderbilt）教育史学家帕克（Franklin Parker）在美国学术期刊《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上发表的长达22页的论文Turning Points: Ideas in Books Affecting American Education，分析了对美国教育思想和实践影响最大的10本书。其中，他把《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与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布鲁纳的《教育过程》等并列为对美国教育史具有重大影响的10本著作。 ［1］

2000年，美国学院与大学联合会（AAC&U）发表的一份题为“本科教育大事记”的报告，回顾了现代（1945年—1999年）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被提及的事件中，由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委员会撰写、发表于1945年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高居第四位。

另外，在美国学院与大学联合会（AAC&U）所列举的与美国本科教育相关的31件大事中，有4件是关于著作出版的。这4本著作中的第一本就是哈佛大学1945年出版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另外三本分别是：《贝尔报告》（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1966, Daniel Bell）；《哥伦比亚报告》（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Reinteg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 Columbia Report, 1977）；《狄百瑞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Core Curriculum [De Bary Report], 1988）。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的确在美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它是研究和探讨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问题的不可回避的重要报告。

关于本书的成书背景，众所周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美国经济的暂时繁荣，带来了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发展，经济发展需要补充大量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知识的扩展要求改变课程组织，更新教材内容，注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公民意识和思维能力。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教育思想理论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美国教育为什么差强人意？教育改革怎样进行？对此，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组织该校12名各学科的专家、教授作出了积极的应对。

早在1943年春，科南特任命了分别来自文理学院和教育学院的12位专家教授，组织专门委员会来筹划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其任务是探讨“通识教育在民主社会中的目的”。1945年，该委员会发表了题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报告书，即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反映了当时哈佛大学不同学科里的12名专家、教授对教育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诸多问题进行理性思考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的发表，反映了哈佛大学实施通识教育计划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构想，揭开了哈佛大学全面实施通识教育的序幕，使得通识教育从几所高校的尝试变成全国性的运动，使人文教育再次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通识教育在美国大学走向制度化的象征，也使美国本科教育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报告成为美国数百所大学新的课程改革浪潮的主要推动力。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就是从1945年哈佛大学提出《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的报告后蓬勃发展起来的。

在任何国家，如何通过高等教育在文化遗产以及现存的可贵经验中进行认同、择取都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把哪些有价值的知识内化成为年轻人心智的一部分，可能一直是教育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不得不审慎对待的问题。在我看来，重读和翻译《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对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有助于我们在教育哲学层面上正确地理解高等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指出，高等教育应该致力于培养“成人”（manhood），不仅要使学生学会“做事”（to do），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学会“做人”（to be）。本书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需要的过分功利化的教育价值观，主张大学的发展要遵循自身的逻辑，以追求真理为崇高理想。本书指出，现代大学教育不仅应当进行以培养科学知识、技能、能力为目的的专业教育，而且同时应当进行以提高人的基础综合素质为目的的通识教育，即现代高等教育要坚持通识与专识的有机结合和统一。这一观点自本书发表之后就引起了国际高等教育界有识之士的认同。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通识教育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却历经了几起几伏。例如，每当人们在战争、生态、能源、人口、道德等社会问题面前束手无策时，过分偏重专业教育、忽视人文教育或通识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则会成为人们的批评对象之一，通识教育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五十多年的探索中，情形也非常类似。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就迫切要求高等学校在指导思想上加强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要求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在课程安排上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结合起来，在培养过程上将关心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总而言之，都可以归结到如何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个经典的话题上。这与半个世纪以前《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所表达的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发展情形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就是针对当时美国社会各界关于高等教育之目的与课程理论的种种争论所做的积极的、充满理性的回应，因此我们有必要从重读中进一步获得思想的力量。

其次，重读和翻译有助于澄清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改革中已经或正在流传的两种对立的误解，即：第一种看法是“高等教育就等于通识教育”；第二种看法与之相反，则认为高等教育之所以被称为高等教育就在于“专业性”，因此将高等教育完全等同于专业教育。从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尽管一直存在着两种相左的教育思想观念，但实际上这两种价值观并非绝对对立。毕竟，价值的多元性是一个社会现实，任何一方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其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观念是可以调和的，甚至可以找到其结合点。《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该书的出发点是针对教育中的过分专门化、实用化的忧虑，但报告并不反对专业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反，它还指出：“广义地说，教育可以被分成两个部分：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和专业教育（special education）。……‘通识教育’……指学生整个教育中的一部分，该部分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而‘专业教育’这个术语，指的是旨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能力的教育。”而且，它还特别指出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不是两种教育，而是一个人所应该接受的教育的两个方面。两者不可割裂，它们共同构成高等教育的目的。这一思想被国际高等教育界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后半叶大学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重读和翻译这一经典著述，可以帮助我们消解关于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一些成见，帮助我们建立起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有机结合的大学教育观。从时机上看，翻译本书既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

最后，我还要指出，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但是在以往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观点，就是本书不仅提出了大学教育阶段的关于通识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框架，而且指出了通识教育是一个贯穿于人的一生各个不同阶段的持续的过程。本书针对当时美国高等教育中过分专业化和功利化的弊端，认为广泛而全面的知识，只有在一种科学的结构中才能成为有序的、完整的、系统的知识，而非散乱的、庞杂的、零碎的知识，从而取得教育上的合理性。每一门类的知识，按其深入程度均可分为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按其抽象程度可分为理论知识和应用知识；与通常只涉及特殊技术的直接应用的专门知识相比，理论性的基础知识更具有普遍性、一般性，作为知识和文化体系的一般基础，相对地讲，则更为稳定不变。教育的重点，应转到接受基本原理、基础的公理和带普遍性的主题上来。学生学到的概念越是普遍而深刻，对新知识和新问题的适应性就越强，通识的能力主要来源于深厚扎实的基础理论根基。该书所提出的课程计划要求每个大学生毕业时修满16门课程（学年课程），其中应有6门是和通识教育有关的。这6门课程应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个方面。学生必须在人文课程中的“文学名篇选读”、社会科学中的“西方制度和思想”和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和物理学中选修一门（或选一门两者结合的课程），再从这三个领域中各选一门较高深的或跨学科的课程，如“人类关系”、“科学史”等。《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所提出的观点和课程方案构建了通识教育课程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哈佛以实施通识教育为其目的的核心课程的基础。

更为可贵的是，本书虽然是哈佛大学为了解决自身教育教学改革的问题而进行的研讨，然而在研究中指出通识教育是一个教育的系统工程，本书的内容也涉及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大学以及学校后教育的各个阶段，指出民主社会中通识教育目标的实现应该注意不同教育阶段通识教育内容的衔接。因此，本书可以被看做是对民主社会中的通识教育进行的总体规划和设想。本书提出了通识教育的目标：努力培养“全人”（Whole Man）。全人不是抽象的，而是指“好”人（Good Man）、善良正直的公民（Good Citizen）和有用的人（Useful Man）。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其逻辑起点和理想目标的通识教育，要求建立一种新的人才观和教育价值观；主张从追求割裂的、残缺的知识，转向追求广泛的、全面的教育内容；主张从单一的、片面的培养目标转向完整的、全面的培养目标；从相互脱节和对立的教育体制，转向完整的、统一的教育体制，并对中学阶段、大学后阶段的通识教育的实施提出了框架性的设想。这一观点，我国学者在以往的研究和论说中关注较少，相信本书中译版的问世会使我们的教育研究人员、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对如何通过完整的、统一的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来实现我们的教育理想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因此，1945年《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的问世，不仅宣告了现代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重大意义，而且呈现了对高等教育、通识教育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见识深邃，目光远大，它在观念上的创新性和开拓性超越了所处的时代。虽然，科南特校长及其12位同事中的大多数已经作古，我们依然在此要对当年为“红皮书”的撰写和发表作出过贡献的他们深表致谢，向他们的博学、睿智和深邃致敬！

李曼丽于清华园

注　释

［1］ 　这10本著作是：Readers (William H. McGuffey, 1836—1944),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Flexner, 1910),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 (Terman,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Dewey, 1916), Dare the Schools Build a New Social Order? (Counts, 1932),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The Harvard Report, 1945),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Bruner, 1960),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Coleman, 1966), The Irony of Early School Reform (Katz, 1968),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Skinner, 1971)。